贫困问题是制约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1]，消除贫困则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务^[2-3]。由于历史基础、自然条件和区域发展不均衡等因素影响，我国水土流失地区的贫困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影响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一系列扶贫攻坚政策的实施，经济建设得到极大改善，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贫困人口逐年下降。特别是近年来精准扶贫的实施，使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贫困发生率已从2013年的10.2%下降到2018年的1.7%^[4]。精准扶贫政策是我国逐步消除绝对贫困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5]，而农户作为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对政策的感知和响应无疑是衡量政策实施成效的重要标尺。那么，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响应如何？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幸福指数有何影响？这是当前精准扶贫研究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学术界对精准扶贫与幸福指数关系方面开展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成果颇丰^[6-8]。已有的研究主要围绕两方面，一是关于两者关系的定性分析。如戴宇婷^[9]通过对广西地区精准扶贫政策下农户幸福指数的客观分析，认为应采取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健全扶贫政策和加强技术开发等提升农户幸福指数。二是对两者关系的定量分析，但主要侧重于农户幸福指数衡量方法、影响因素及其政府政策与幸福指数关系等方面。如曹大宇^[10]认为，幸福感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鉴于农户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对幸福感的理解显著不同，故应构建精准扶贫政策下贫困户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熊彩云等^[11]从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幸福信心等方面构建农村居民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对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指数进行实证分析。此外，部分学者对政府政策与农户幸福指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如李想等^[12]以辽宁、北京、河北等地农户为研究对象，对不同经济发展政策下农户的幸福指数进行客观分析，研究表明婚姻、性别、住房对农户幸福指数的影响差异性显著，而健康、医疗和收入与幸福指数呈正相关。胡洪曙和鲁元平^[13]通过收集中国一般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数理模型对农户幸福指数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增加公共支出有利于促进农户主观幸福指数的提升。

综上所述，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首先，关于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幸福指数的理论研究较为缺乏；其次，以农户幸福感知的视角衡量精准扶贫政策社会效应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本文选取典型水土流失地区——云南省双柏县为研究区，构建农户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定量评价双柏县农户幸福指数状况，揭示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农户幸福指数的影响程度，以期为我国类似贫困地区农户幸福感提升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1 研究区概况

双柏县位于云南省中部，面积约4.10×10³ km²，是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南大门。县内地形复杂、河谷交错，地势呈西高东低，耕地破碎化严重，山区面积占全县国土面积的99.7%，是云南省典型的水土流失地区之一^[14]。双柏县属于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年均降雨量927 mm，年均气温15 ℃，雨热同季、光照资源较为丰富，森林覆盖率达84%。双柏县辖5镇3乡，85个村(居)委会。截止2018年底，全县总人口约16万，境内居住着汉、彝、回、苗、哈尼等18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49.9%。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不断推进，截止2017年底，全县1个贫困乡，12个贫困行政村如期脱贫摘帽，贫困人口由2014年的24 077人减少到2017年的5 794人，贫困发生率降至4.48%。但是，由于历史基础、自然状况和区位条件等因素影响，双柏县仍面临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返贫率高，生态破坏严重等现实问题，是云南省73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双柏县历年统计年鉴、《双柏县志》和《双柏县社会经济统计公报》，另有部分数据来自于县农村农业局、林草局、扶贫办和乡镇政府部门。其中，社会调查数据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采用结构式的问卷设计，调查区域涵盖双柏县各乡镇非建档立卡户和建档立卡户。调研组于2018年6月进行入户调查，发放调查问卷638份，有效问卷621份，回收率达97.3%。在每个乡镇内根据当地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情况和贫困户分布状况随机选择农户，调研数据是以研究区农户为截面所构成的面板数据。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①农户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等；②公众信任程度。包括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政策的落实效果、社会公平感知等；③健康与婚姻状况。包括受访者身高、体重、健康状况满意度、婚姻满意度、家庭和睦程度等；④社会与居住环境：包括住房面积、交通便利与否、社会保障是否满意、政府管理水平、对当地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满意与否及其基础设施满意度等。

2.2 研究方法 2.2.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影响农户幸福指数的因子众多，应根据研究区精准扶贫状况和农户自身特征，选择代表性强且便于量化的指标。因此，借鉴国家层面幸福指数的制定标准^[15]，遵循全面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主导性原则、系统性与独立性相结合原则、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等，组成评价指标集。同时采用专家访谈、实地调研和频度统计法来确定评价指标。双柏县农户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从4个维度构建，即认知范畴生活满意度、公众信任程度、健康与婚姻状况、社会环境与居住环境，包括8个模块23个指标。其中，认知范畴生活满意度主要从农户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收入感知视角进行考察。公众信任程度指标层中，对帮扶单位工作满意度间接反映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感知，而评选公平程度则反映政策对农户帮扶的公平状况；健康与婚姻状况指标层中，身体质量指数可间接表征调查对象的身体状况，婚姻测度则是一个人幸福与否的关键组成部分。社会环境与居住环境反映农户对居住条件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满意度，其中对生态环境的满意程度主要体现在农户对当前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状况的满意程度。具体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 1。

2.2.2 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采用熵值法来确定评价指标在农户幸福指数中的权重。其中，评价指标的权重越大，表示对幸福指数的影响就越大，反之亦然。

(1) 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由于各个评价指标所代表的含义不同，存在量纲上的差异，为了消除因量纲不同对最终评价结果的影响，应对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取n年，m个指标，则X_ij为第i年的第j个指标数值。设指标X_ij的同度变化量为X_ij^′，正向指标公式为：$X_{ij}^\prime = \frac{{{X_{ij}} - {X_{\min }}}}{{{X_{\max }} - {X_{\min }}}}$；负向指标公式为：$X_{ij}^\prime = \frac{{{X_{\max }} - {X_{ij}}}}{{{X_{\max }} - {X_{\min }}}}$。其中，X_max为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X_min为第j个指标的最小值。

(2) 求X_ij的比重值Y_ij，计算公式为：

$ {Y_{ij}} = \frac{{X_{ij}^\prime }}{{\sum\limits_{i = 1}^n {X_{ij}^\prime } }} $

(1)

(3) 求第j项指标的熵值，计算公式为：

$ {e_j} = \left( { - \frac{1}{{{{\ln }^n}}}} \right) \times \left( {\sum\limits_{i = 1}^n {{Y_{ij}}} \ln {Y_{ij}}} \right) $

(2)

式中：e_j∈[0, 1]。

(4) 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g_j和权重a_i。式中：信息熵值越大，指标差异系数越大，指标在综合评价中越重要，差异系数公式为：g_j=1-e_j。根据差异系数g_j，求得第j项指标的权重a_j：

$ {a_j} = \frac{{{g_j}}}{{\sum\limits_{j = 1}^m {{g_j}} }} $

(3)

(5) 采用加权求和模型计算农户幸福指数V_ij，计算公式为：

$ {V_{ij}} = \sum\limits_{j = 1}^m {{a_j}} X_{ij}^\prime $

(4)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感知

受精准扶贫政策的影响，双柏县农户的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大改变，其幸福感体验也显著变化，这种影响是通过农户的政策感知实现的。从图 1可知，76%的被访农户表示对精准扶贫政策后果满意，表明精准扶贫政策的带动效应十分明显。被访农户对政策持满意态度的原因大多是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有效缓解了当地农户的贫困状况，扭转了贫困代际传递的不良趋势。

此外，有63%的被访农户认为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使其家庭人均收入增加，这种增加主要通过改变农户生产方式和农户增收途径来实现。而5%的农户认为政策实施却使其收入下降，究其原因是部分贫困户存在等靠要的思想，一旦确定为建档立卡户后不愿从事相应的生产活动，导致其收入减少。96%的农户认为现行的宣传手段有助于政策的实施。同时，1%的农户认为精准扶贫政策宣传对其实施效果无帮助，究其原因是政策实施后部分农户认为其依然贫困，政策宣传并不能遏制贫困现象。81%的农户对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帮扶工作较为肯定，而16%的农户则认为一般，主要原因在于帮扶工作流于形式，未真正实现造血式扶贫帮扶。93%的农户对帮扶责任人工作到位情况持满意态度，反映出帮扶责任人能切实履行帮扶职责，从而使农户的认可度得以提高，仅有1%的农户表示对帮扶责任人工作到位情况不满意，主要表现在帮扶责任人来家频率较少，解决就医问题不彻底等。87%的农户认为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后贫困状况有很大改善，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农户满意度和农户对贫困总体情况改善感知基本一致。农户认为贫困现象的缓解除了农户自身致富意识增强外，精准扶贫政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的农户表示贫困总体情况比政策实施前变差，究其原因是各种不切实际的扶贫措施，导致贫困户经济和心理压力增大而引起其贫困感知变差。

3.2 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总体满意度

探究水土流失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总体满意度有助于揭示贫困户对政策的感知状况。采用熵值法对双柏县农户精准扶贫政策感知进行权重赋值(表 2)，可知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总体满意度影响因素权重从大到小排序为：收入增减满意度＞政策后果满意度＞政策宣传满意度＞贫困总体情况改善满意度＞对驻村工作队满意度＞对帮扶责任人满意度。双柏县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总体感知最为关注的是收入增减，农户认为维持基本生计和收入增加是脱贫致富的基础，只有当收入增加或不变的前提下，农户才会考虑精准扶贫政策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后果满意度权重为0.232 2，主要表现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前瞻性思考。政策宣传满意度是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与否的第三大考虑因素，表明有效的政策宣传有助于推动水土流失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

据表 3可知，双柏县被调研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总体满意度分值维持在59~73分之间，所有样本平均分值为67.55分，标准差为18.78。双柏县各乡镇总体满意度标准差较大，表明各乡镇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感知差异较大。表中：独田乡平均得分最高为72.34分，该乡农户普遍对精准扶贫政策较为满意，而大麦地镇农户对政策满意度较低。妥甸镇平均得分为71.23分，而标准差却为21.32，表明该镇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内部差异较大，这是由于农户自身原因所致。

双柏县其他乡镇(大庄镇、法脿镇、鄂嘉镇、爱尼山乡)政策总体满意度得分值较为接近，反映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感知具有乡镇间差异小，乡镇内部差异大的特征。

3.3 幸福指数现状评价

根据双柏县农户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计算出评价指标的权重。从表 4可知，人均可支配收入所占权重最大(0.140 1)，即对双柏县农户幸福指数的影响最大；其次，婚姻满意度、生态环境满意度、社会公平感知、基础设施质量所占权重较大，表明农户幸福感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和谐程度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农户认为水土流失治理对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和提高其幸福指数至关重要。干部来访频率满意度权重最小(0.001 5)，究其原因是农户对干部来访不满意，可见今后应健全扶贫干部入户走访和帮扶机制。此外，从因素层权重可知，生存状况对农户幸福指数的影响最大，约为0.193 5；而社会环境、政策满意度、生活状况对农户幸福指数的影响也较大。因此，确保双柏县农户的基本生存，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氛围对农户幸福指数的提升至关重要。

将评价指标权重与标准化后的评价指标数值相乘，计算出双柏县农户幸福指数的分值(表 5)。从表 5可知，双柏县农户的幸福指数平均值为65.64，标准差为10.03。表中鄂嘉镇分值最高为70.23分，安龙堡乡分值最低，各乡镇差异较小，基本维持在59~71分之间。但是，双柏县各个乡镇幸福指数的标准差较大，表明各个乡镇对幸福感的认同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1) 影响农户幸福指数的因子众多，而收入增减满意度、政策后果满意度、政策宣传满意度是影响研究区农户对政策总体满意度的关键因子。表明水土流失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成效最关注的是其收入增减，这与曾庆捷等^[16]研究成果较为一致，曾庆捷研究发现，收入增减是考察贫困治理模式的评价标准之一，农户对自身收入的增加最为关切。

(2) 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能推动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农户也对政策实施后的环境变化感知出现明显差异，这也是导致水土流失地区农户幸福感体验差异的直接原因。周旗^[17]指出，环境变化信息的变异、农户个体特征等是形成农户环境感知差异的原因。文中农户幸福指数评价指标权重中，生态环境满意度所占权重较大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研究发现水土流失地区农户对生态环境变化较为敏感，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使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农户幸福感进一步提高。

(3) 鉴于研究数据的难获取性和部分评价指标的难定量化，农户幸福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还不够全面，这是今后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鉴于研究数据的欠缺，仅选取了研究区2018年的面板数据，初步探究了水土流失地区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幸福指数的影响，后续研究中还需进一步结合时间序列对研究区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后的农户幸福指数进行动态对比分析，揭示水土流失地区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幸福指数的影响机制。

4.2 结论

(1) 通过对双柏县农户精准扶贫政策感知的社会问卷调查，初步探讨了双柏县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感知状况和总体满意度，当地农户普遍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明显改善了当地贫困状况，大多数农户对精准扶贫工作认同度较高，且总体满意度平均值为67.55分，但是各乡镇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感知差异较大。收入增减满意度、政策后果满意度、政策宣传满意度是影响双柏县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总体满意度的关键因素。

(2) 基于熵值法，计算出双柏县农户幸福指数的各评价指标权重。从权重可知，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婚姻满意度、生态环境满意度评价指标，表明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农户幸福感体验中较其他因子更为重要，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状况对其幸福指数的影响度更为显著，今后双柏县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应注重造血式扶贫方式，确保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同时也应关注双柏县水土流失的治理状况，根据双柏县生境特征采取有效的水土治理措施，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以提升当地农户的幸福指数。

(3) 通过熵值法确定的评价指标权重，结合加权求和数学模型，计算出双柏县农户幸福指数的平均值为65.64分，各个乡镇农户幸福指数差异较小，基本维持在59~71分之间，且各个乡镇农户对幸福感的认同度存在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