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1999—), 女(汉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土地规划。Email:
分析2010—2019年中国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聚集程度,为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完成,提高乡村富裕度,维护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依据。
以中国地区31个省为研究对象并构建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进行分析。
① 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空间分布上呈东中西梯度递减的特征,省际区域差距不断减小;②耦合协调值主要介于0.6~0.7,属初级协调,空间分布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西、中、东部条带性的追逐趋势明显;③全局Moran’s
中国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耦合协调度水平地域差异显著,未来在响应国家东部加快实现现代化,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与西部大开发的区域定位时应同时加强区域间的发展与互动,增强东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西、中、东北地区的发展水平。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ggregation degree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land use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9 were analyz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comple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mproving rural prosperity, and maintaining sustainable land use.
An index system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31 provinces in China.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del method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① The horizont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land use in China decreased from east to west. The regional gap between provinces decreased. ②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values were mainly between 0.6 and 0.7, belonging to primary coordinati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was characterized as being "strong in the east and weak in the west", and a trend of striping pursuit in the west, central, and east was obvious. ③ Global Moran'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land use in China. In the future, in response to the regional orientation of accelera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country,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northeast, the rise of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the development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regions should simultaneously be strengthened, the radiation-driven effect of the eastern region should be increased,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western, central,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should be enhanced.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在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层面也愈加凸显,同时伴有环境受污、能源供不应求和粮食安全等问题,使世人意识到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秉持永续利用的原则使用能源,生生不息延至子孙后代。而土地作为人类一切活动的载体,其可持续利用是必然的。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城区的土地不断被高楼所覆盖,用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农村的劳动力亦纷纷涌出,导致农村的土地逐渐撂荒。实施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点于2017年被提出,表明乡村振兴战略要利用农业、农资源等来发展、盘活农村,加快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创造工作岗位,让青年人能在土地上得到发展,又在发展中盘活土地,让乡村振兴的实施促进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又可持续地利用土地促进乡村向上、振兴发展。中国学者对乡村振兴的探讨与研究进入热点时期,学界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首先是剖析理论、概念,而后多将其与脱贫攻坚[
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例(因数据缺失,港澳台地区不计入研究范围),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空间自相关模型来分析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耦合协调关系及空间聚集度,以期达到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其中,指标数据来源于2011—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其中个别指标的某年数据缺失,采用线性插值法求取。
乡村振兴是推动土地可持续利用发展的新手段,而土地可持续利用又是乡村振兴的辅助器。乡村最大的财富是土地,土地亦是农村最基础与富有的资源要素,乡村的发展必然涉及到土地的利用,要想乡村振兴的发展,对资源要素的利用应当呈可持续利用式,同样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亦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要素与载体,支撑着乡村的振兴发展。即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存在既影响又促进的作用,二者协调推进发展(
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耦合协调机制
借鉴已有的乡村振兴研究成果[
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及权重计算结果
系统层 | 准则层 | 指标层 | 权重 | 综合权重 | |
熵值法 | 变异系数法 | ||||
注:“+”表指标性质与本研究呈正相关;反之,“-”则呈负相关。 | |||||
乡村振兴 | 经济实力 | 人均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 0.049 8 | 0.050 9 | 0.050 4 |
第一产业产值比重(-) | 0.053 6 | 0.030 3 | 0.042 0 | ||
产粮水平(+) | 0.051 4 | 0.041 0 | 0.046 2 | ||
农业机械化水平(+) | 0.048 2 | 0.056 3 | 0.052 3 | ||
旅游接待人次(+) | 0.046 4 | 0.082 2 | 0.064 3 | ||
生环质量 | 森林覆盖率(+) | 0.049 2 | 0.050 7 | 0.050 0 | |
林地保有率(+) | 0.050 5 | 0.044 3 | 0.047 4 | ||
投肥水平(-) | 0.052 6 | 0.034 7 | 0.043 7 | ||
农药施用程度(-) | 0.053 6 | 0.028 3 | 0.041 0 | ||
生态治理 | 人均造林面积(+) | 0.045 7 | 0.071 8 | 0.058 8 | |
有效灌溉率(+) | 0.047 3 | 0.057 9 | 0.052 6 | ||
森林保护度(+) | 0.052 9 | 0.032 5 | 0.042 7 | ||
公共厕所普及率(+) | 0.051 7 | 0.039 7 | 0.045 7 | ||
村容文明 | 教育娱乐支出占比(+) | 0.053 5 | 0.030 1 | 0.041 8 | |
村卫生室普及率(+) | 0.049 8 | 0.051 5 | 0.050 7 | ||
农村万人养老服务机构覆盖度(+) | 0.051 0 | 0.046 4 | 0.048 7 | ||
生活富裕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0.048 6 | 0.058 5 | 0.053 6 | |
农村居民百户拥有计算机量(+) | 0.051 0 | 0.046 4 | 0.048 7 | ||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0.049 3 | 0.053 5 | 0.051 4 | ||
乡村电力设施(+) | 0.043 9 | 0.092 8 | 0.068 4 | ||
土地可持续利用 | 经济可行性 | 地均GDP(+) | 0.058 9 | 0.112 2 | 0.085 6 |
建设用地投入强度(+) | 0.068 0 | 0.057 0 | 0.062 5 | ||
地均第三产业产值(+) | 0.057 3 | 0.119 6 | 0.088 5 | ||
地均工业产值(+) | 0.059 5 | 0.108 5 | 0.084 0 | ||
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0.059 1 | 0.111 8 | 0.085 5 | ||
社会可接受性 | 人均耕地面积(+) | 0.065 4 | 0.072 3 | 0.068 9 | |
人口密度(-) | 0.070 5 | 0.043 7 | 0.057 1 | ||
复种指数(+) | 0.068 8 | 0.053 5 | 0.061 2 | ||
人均道路面积(+) | 0.071 8 | 0.039 4 | 0.055 6 | ||
城乡收入比(-) | 0.070 4 | 0.046 6 | 0.058 5 | ||
环境可持续性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0.070 1 | 0.048 7 | 0.059 4 |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071 2 | 0.042 1 | 0.056 7 | ||
自然保护区面积比重(+) | 0.063 5 | 0.083 2 | 0.073 4 | ||
固废综合利用率(+) | 0.072 8 | 0.033 6 | 0.053 2 | ||
地均二氧化硫排放量(-) | 0.072 8 | 0.029 8 | 0.051 3 |
原始数据由于性质不同、单位存异致使指标间的可比性不成立,为了移除指标测算对结果所带来的约束,用极差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钢化处理,由于标准化后的数据有0值的可能,为保证熵值运算有效,故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平移[
式中:
权重强调的是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现有研究多采用层次分析法、模糊法、专家评价法、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等方法来确定。其中,熵值法与变异系数法各有优缺点,因此,综合二者利弊,本研究分别求取两种赋权法的指标权重[
(1) 熵值法。
① 测算第
② 测算第
③ 测算第
(2) 变异系数法。
式中:
(3) 最终权重
为更好地衡量两系统的发展水平,本研究采用综合指数法分别计算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发展水平[
式中:
耦合协调度表示系统耦合作用的关系中良性耦合程度的轻重,反映耦合协调状况的优劣,便于观察两系统或要素间的关联作用及相互制约程度[
式中:
(1) 选取全局Moran’s
式中:Moran’s
(2) 局部Moran’s
式中:
运用综合指数法,计算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发展水平,加之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各省随着时间推移的耦合协调度。依据等分切割原则,本研究选取2010年、2013年、2016年、2019年4期来分析中国10 a间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耦合协调水平的时空特征。
利用ArcGIS 10.2软件对中国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值进行空间可视化处理(
2010—2019年中国地区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空间演进格局
2010—2019年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态势,具体为“东、东北稳定,中部完善,西部追赶”的动态发展。具体如下:①2010年以中部地区为基底,由中部向东、东北升高,反向——西部水平降低。其中最高值是上海(0.63)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9倍,是最低值甘肃(0.34)的1.84倍。②2013年上升的有:东部福建、中部湖北、西部贵州与宁夏,当地通过实施“惠农富农强农”类政策、落地美丽乡村建设工程等措施,推动农业生产效益,提升农村生活质量等;而东部广东被台风“尤特”突访、引发强降雨,西部青海春季全省干旱、夏季多地遭高温热害等,使二者乡村振兴水平下滑。③2016年除西部有明显上升趋势外,其余均保持稳定的势头朝前发展。其中,西部青海多元化发展县域经济,又一手抓生态保护和制度的完善,开展生态治理与自然修复工程,其水平(0.40)跃进中等水平。④2019年整体呈升高态势,高水平及较高水平以“d”型分布在东边,西边则以“V”型的中等水平分布。具体来看,东、东北两地区在四期的发展中,其乡村振兴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水平,2019年相对前几期无明显变化;中部由不均匀式变为高水平与中等水平对半式分布,各省趋于均衡发展,奔赴国家的寄望,崛起成效显见;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由无规律转变为“V”型分布,主要是贵州、青海大力开发,基于自身资源优势与地理条件找到适合本省的发展方向。
2010—2019年中国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凸显“西弱东强”的发展态势,表现为“东、中部携手发展,东北平稳,西部直追”。具体如下:①2010年上海(0.66)为最高值,贵州(0.27)为最低值,上海秉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协调土地利用一并发展,主要在经济可行性(0.39)层面与西部地区拉开较大差距。②2013年东北发展均衡,东部除广东下降(-0.02)外均衡发展,上海保持领先水平;西部内各省呈现相互追赶的发展态势,最低值相较于2010年提升0.05。③2016年中部奋发直追东部,河南多指标较2013年呈增长态势,尤以建设用地投入(+49%)、地均第三产业产值(+64%)、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以及地均二氧化硫排放减少42%的量为代表,向中等水平发展,西部仍向中部地区水平追赶。④2019年各省开启全面放缓经济单一增长的脚步,大力提倡经济与环境、资源同行,在生态环境可持续方面,有大小不同的提升。因此,多省份出现高值区,各区相继追赶,中部保持2016年的崛起态势发展,西部发展上升趋势凸显,重庆跃升于高水平区以及陕西闯进中等水平区,东北一直平稳发展,这印证中国提出的“绿色发展”不仅牵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带动了土地的高质量发展,将土地利用的经济与生态进行联动,提升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
通过前文计算得出2010—2019年中国31个省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耦合协调度并按标准来划分耦合协调水平,利用ArcGIS 10.2软件对耦合协调水平进行可视化处理(
2010—2019年中国地区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分异格局
(1) 时间分析。10 a间,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呈上升模式发展且以初级协调为主。2010年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耦合协调度的平均值为0.65,勉强协调坐落于4个省份,高级、中度与初级协调的比例为1∶5∶21。其中,最高值为上海(0.80),最低值为贵州(0.55),其是中国喀斯特分布最为集中之地,生态系统也极脆弱,需加强环境整治能力与土地质量的建设,利用更多的地区优势来开发旅游促乡村发展,增进两者的融合统一发展。2013年耦合协调度有小幅升高且呈稳定发展,全国耦合协调度平均值在2013年与2016年均为0.66,其中,勉强协调仍然散落在4个省份,上海持续呈高级协调水平,其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互动依旧活跃,协调度位居龙头(0.80);甘肃(0.57)为最低耦合协调度,最低值与最高值相差0.23,相比2010年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差距有明显缩小。2016年无高级协调省份,协调度最高为上海(0.79),最低为甘肃(0.58),两极端值的倍数由2010年的1.47倍降为1.36倍,显然差距在缩小,表明多数省份在发展乡村、提升乡村、美化乡村的同时,也倾向于借助土地的生产、保障及提供景观功能,加强土地整治、投资与环境建设力度,共促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牵动发展。2019年我国各省加强乡村基础设施与环境建设、大力开发农产品加工业与制造业,乡村形成“推广资源与引进资金”的循环实现乡村发展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良好合作关系,耦合协调水平显现中度、初级与勉强协调,比例为8∶22∶1,全国耦合协调度平均值为0.67。其中最大与最小值仍为上海与甘肃,研究时段内,甘肃从未跳出勉强协调水平,由于其含有典型的黄土丘陵区侵蚀环境,长时段伴有生态环境恶化、土壤质量退化,致其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双低现象持续存在,二者耦合协调水平难以逃出勉强协调。
(2) 空间分析。2010—2019年中国耦合协调水平以东—东北、中—西部的梯度递减规律分布,勉强协调与高级协调水平均有所削弱。2010年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分布呈“东部突出,西部落差”极端式,高级协调位于上海,其次中度协调主要分布在东部的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而勉强协调分布在西部的贵州、云南、陕西和甘肃省,初级协调分布在东北与中部地区。2013年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呈上升发展,东、西两部均有上升趋势。突出代表为西部的陕西,其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乡村振兴发展与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相当,呈良性发展,协调水平转为初级协调,奋发追赶中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融为一体;东部地区仍以中度协调水平为主,空间上呈“i”型分布于北京、江苏、天津、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上海保持高级协调水平。2016年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分布呈现“东、西两部持续你追我赶”的发展态势,全国平均水平保持不变,初级协调有向西部扩大延伸的趋势。上海退出高级协调,但仍居全国首位,主要是因其年初气温极低、夏季连续高温加之秋季阴雨连绵等灾害性天气对土地利用与保护增加一定难度与不可控因素,土地可持续利用滞后于乡村发展,致使耦合协调度呈微小下调;勉强协调只分布于西部的甘肃省。2019年省际耦合协调水平与2016年相似,呈稳定态势发展,表明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良好互动关系趋于稳固,自乡村振兴被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点以来,实施乡村振兴成为发展农村的新兴与热点工作,又提高对土地的利用,盘活土地,增加收益,实现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因此,中度协调仍以东部为龙头的猛式,呈“i”型坐落于东部北京、上海和江苏等省份,而初级协调以中部为窗口向东北与西部散发式辐射发展呈“V”型分布。
本文运用GeoDa软件对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耦合协调度根据公式(14)计算全局Moran’s
2010—2019年中国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耦合协调度的Moran’s
年份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2014 | 2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0.506 7 | 0.527 7 | 0.546 5 | 0.555 4 | 0.566 4 | 0.557 6 | 0.485 9 | 0.484 4 | 0.503 1 | 0.491 4 | |
4.532 2 | 4.525 4 | 4.626 0 | 4.917 8 | 5.311 4 | 5.221 8 | 4.336 5 | 4.470 4 | 4.739 2 | 4.286 5 |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根据公式(15),利用GeoDa软件测算中国31个省2010,2013,2016,2019年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耦合协调度的局部Moran’s
2010—2019年中国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耦合协调度LISA集聚特征
(1) 2010—2019年中国的中、西部省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增速明显,省际差距逐渐变短,西部不断向中部深入逐渐趋于均衡水平,东北平稳发展的同时东部有小幅波动;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主要处于0.3~0.5,空间呈东中西梯度递减分布,东北一直平稳发展,各区相继追赶,最终趋向均衡发展。
(2) 耦合协调度水平主要呈初级协调,总体呈上升趋势,勉强协调比重有所下降。甘肃一直处于勉强协调,其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互动关系亟待加强;东部地区的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的耦合协调水平较稳定地位于中、高度协调。空间分布上呈“东高西低”的特征,中部不断向东部靠近,两地区差距逐渐缩短,西部奋力追赶中部地区,呈现西、中、东部条带性的追逐趋势。
(3) 各省耦合协调度的全局Moran’s
根据以上结论,中国不论是乡村振兴发展还是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各省在空间分布上都存在“东高西低”的发展态势,今后,西部应以自身资源优势为出发点,顺势经济潮流实施大开发,在确保不降低乡村环境质量与土地生态保护的情况下,提高乡村生活与服务条件,积极引进高新技术,扩伸土地产业链;中部、东北充分利用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政策,提高乡村发展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互动,带动二者耦合协调水平上升;东部作为中国经济率先发展区,应实现经济与生态同行步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东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强区域间的发展与互动,提高西、中、东北地区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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